听说，人生最悲剧的就是放弃了不该放弃的，坚持了不该坚持的。博士毕业了，我也离开了化学这一行。我觉得有些事，不是我们这一行的人很难理解，所以把一些多余的话写出来，纪念一下似水流年。回过头来我觉得我们这些人都可以说，我这一生最好的几年都是在hood里度过的，所以似乎也应该写下来。
我对化学，似乎有一些家庭渊源。我的父亲是做化工的，母亲也曾在化学实验室里工作。小的时候就经常到我母亲工作的地方去，看到玻璃的瓶瓶罐罐，还是颇有神秘感的。作为小朋友，现在想，我对科学的热情还是很高的，小学生的时候就在家里电解盐水（可不是PS上的胡扯）。本科的时候也不知道怎么弄的，最后学了化学。应该说我对quantitative的东西应该更擅长一些，本科时，物化的成绩一直比有机要好，但是因为有一位非常inspiring的有机化学的老师，好像一切繁杂的东西，在他那里都makesense。所以我想，最后决定来美国，读PhD，读有机，和这位老师也不无关系。
记得当年收到几个不错的offers，还曾经到版上咨询过前辈。Steve Mason教授当年刚刚把他的组挪到了新学校。可能是比较缺人把，还主动打电话和我联系。受宠若惊之余，便从了。于是2007年我便来到了这个东海岸还有些名气的学校。想起来当时真是踌躇满志，斗志昂扬。拉着两个箱子在机场，真的觉得一切皆有可能，只差没有大喊veni, vidi, vici了。其实到了系里报道，心里还稍稍有些波澜。看得出，这个化学系的规模其实没有我本科的化学系大。这个系里中国人向来不多，系里另一个中国师姐当时已经五年级了。她个子很高，怀着新生对老生的崇敬，我仰望着她，清楚的记得她说，“化学？你想想吧，能转赶紧转吧。”现在想，这真是金玉良言啊。怎奈年轻人永远是最乐观，最大无谓的。总觉得你倒霉是你能力不行，我的路必是金光大道，我定会与众不同的。五年后，当我因为找工作的事焦头烂额时，又想起来联系这位师姐，却发现她在做postdoc。她说，身为人妇，postdoc亦足以…
我在A大学的头个学期大概基本在无聊中过去了。系里规定PhD学生要总共上六门课。上课其实很轻松，感觉基本没怎么努力就拿了top grade。然后就是cume（cumulativeexam），这个可能不少系里都有吧。一般是提前几天把天南海北的考试范围贴出来，然后晚上考试。毕业以前要拿到的八个passes，我几个月就考了下来。可能是中国人都特别适应考试吧。系里的rotation不过是个形式，每个lab只有两周，开组会的时候去听听就好了。系里的有机组也就几个，所以我就毫无悬念的跟了Steve老板。Steve Mason是个犹太人，师出名门，长得瘦高，人总是笑眯眯的。在A大学是tenured fullprofessor。想想大家说的危险因素，他不是女的，不是中国人，不是AP，所以应该还好。谁知各家有各家的忧愁，呵呵。不过平心而论，在我听说过的老板中，Steve还算是相对比较nice的人了。老板最喜欢说的就是，我们应该做看起来impossible的projects。说到这儿，我什么下场大家也许能猜到了。
当时组里唯一一个亚洲人就是一个四年级的日本师兄，很典型的那种让你记不住的日文音传写（不知道他的汉字名字）。我们接触的次数实在有限，我现在对他的印象就是长头发，戴眼镜，然后就是他的抑郁与忧愁。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一天晚上，他在吃饼干，心不在焉地翻着那本strategic application of named reactions的书。他和我说，他已经决定quit phd回日本了。也许是见我当时面有惊恐之色，他接着说，Steve还是一个不错的老板，我决定quit了，他也很尊重我的决定，还给我写了推荐信。。。于是很快，他就消失了，我便继承了这个师兄的hood，bench，和desk。我曾经试图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结果发现，他在人们的记忆中消失的很快，正如他的名字在网页上消失一样。我听说的是，他因为全组从B大学搬到了A大学，到了一个新地方不适应，所以抑郁了。一个外国人，不远万里来到美国，因为在相距几个小时的两个美国城市间搬了家，就抑郁了。。。
老板说，既然你对合成感兴趣，就接手这个project吧。这是一个挺小，挺简单的macrocycle，做它其实是为了验证方法。老板说，你去设计个路线来给我看。我就画了几个的路线，好死不死的是，这里面正巧有一步asymmetric epoxidation。这一下戳到了老板的痒痒肉。当时组里正好有一个asymmetric epoxidation methodology project，老板说，正好，你拓展一下我们asymmetric epoxidation 的substrate scope吧！
这里说一下，Mason教授主要在搞什么。以前介绍组里的研究时，我都说“我们”，现在我决定说“他”和“他们”了。他主要是搞用寡肽做asymmetric catalysis的。说到这里，大家也许就能挖出我是谁了。不过既是同行，就还是让我保持匿名吧。Mason教授出道以来，总的来说，就这一个idea。在我看来，经过了多年折腾，low hangingfruits也摘得差不多了。其实所有的projects不管目标怎样，办法都差不多，筛peptides。要不就筛substrates，conditions，筛到筛出来，或者老板没兴趣了拉倒。反正就是一个字，“try”。教授经常有个比喻：我们是修车的。但是车锁在车库里，我们也不知道车是什么，长得什么样，反正车是坏的。我们要做的就是，从外面往天窗里扔扳手，锤子，螺丝刀一类的，希望有个东西正好砸到车上，偏偏就把车砸好了。。。
现在想，我当年真的是有热情啊。五年后写论文的时候，我发现当时的labnotes记得最认真，各种表征做得最全，NMR谱做得最漂亮，水峰都很少有。基本是星期一二三合成catalyst或substrate，星期四五找chiral HPLC conditions，做catalytic reaction，星期五六最后测ee和yield。周而复始，一遍又一遍。到毕业为止，我把这个catalytic reaction最后做了二百四五十次，ee在这个substrate class上也没有超过30%。老板永远说，30% ee放弃太可惜了。这个substrate class重要吗？其实不重要。至于为什么做这个，大家早都忘了。平心而论，在反复的重复中，我的试验技巧还是很有提高的，不过代价也是很大的。每做一个新的catalysts，我都要逼着自己相信，this is the one that’s going to work。把热情与信念积累起来，投入其中。而在周末，看着HPLC上那两个差不多一样高的峰，心又凉了。然后又逼着自己想，下一个试什么呢？反正peptides是永远也是不完的，也许就是下一个，也许永远也试不出来。反反复复，心情在希望与失望之间震荡。。。后来写论文时，这些东西，尽管占了我qualify之前的所有时间，我只做了几个tables而已，不想再多回忆了。
难道就没有聪明的办法了吗？就不能找出规律吗？就不能parallel synthesis/HTS吗？就不能想想办法吗？就要这么傻傻的胡乱试吗？每一个新的组员都这么说，老生们都嘿嘿的傻笑。Mason老板不支持这些。对外宣传，他从来不说screening，都要编织一个rational design的故事。但是组里的culture是可怕的，人人最后都觉得screening是人间正道，凡是有想法的人都是懒惰的，意志不坚定的，空想的。Mason老板来到A大学以后，很快当了系主任。也许对他来说，这一切都不重要了，只要everything carrieson as before，每年试出来几个发发paper就好了。Postdoc和学生们价廉量足。。。我们就是需要吃喝的HTS而已。
三年级之前的其他时间就是做TA。和一些做了五年TA的同行们比，我还是幸运的，只做了五个学期。一开始只是做lab section，一年级暑假又开学以后，接到通知，让我去做McKinsey教授的TA，负责discussion section。McKinsey教授就在我的隔壁，和系里不少教授比，他的出身可能稍微卑微了些。看他走路总是看着鞋，午间吃饭也很少像同一走廊的其他教授一样，结伴一起吃。McKinsey教授对我显得很好说话。他说，这里教学有多重要你我也清楚。我讲课你也不必来听了，好好利用时间，努力做实验吧。在他手下做了不到一周，系里又通知，让我改去给Lesse教授做TA。（半年左右以后，McKinsey教授因为没拿到tenure，全组搬到florida去了。年初的时候，在NatureChemistry上又看到了他的名字，才想起来，这个人走了好久了。）
Lesse教授是个老头子，有些年不带学生了。他把我约到他的办公室说，我早上上课（大一的化学课），你一定要来，记清楚我说的，我的板书，然后再给学生讲。我连声称是。头一次去上discussion section，场面乱极了。学生们乱哄哄，出来进去，五分钟之内人走了一大半。我把板书写在黑板上，抑郁极了，照本宣科地混过了一小时。后来人们和我说，其实一年级的学生最难对付，他们脾气最大。果不其然，Lesse教授发来email，且cc给了系里的几个头目（没有我老板），说有几个学生说你教学水平低下。再这样下去的话，小心我不用你了，然后你的funding没了，你怎么办我就不管了！看到这个我一阵头晕目眩，没想到居然这么严重。我只好小心的辩解，我以前一直是做lab section的，学生对我的评价也很不错。Discussion section我没上过，系里也从来没给我任何instructions或training，现在做得不好也不能全怪我啊。Lesse老头说，那好，你下次去上课我要听。
又到了上discussion section的时间，我提前15分钟就跑过去。教室玻璃上贴着一张纸，Chem XXX discussion section moved to Room YYY。转移到Room YYY之后，左等右等也没人来。上课时间过了15分之后，我又跑回原教室，发现那群乱哄哄的学生在等着，屋里乱的像开锅沸水一样。我奇怪地问，不是说在Room YYY吗？学生们七嘴八舌的说，那个纸条不是说我们。我若无其事地对黑板又写又抄，度过了一个小时。回到实验室，在刷瓶子时老板带着风地冲了进来，对我大吼，手里东西都放下，到我办公室！其他labmates吓得都没了声，我踮着脚跟着老板出了去。老板板着脸说，Lesse说你当TA无故旷课，说不用你了！我莫名其妙地说，就是因为误会，走错了教室，晚到了十五分钟啊！（想想必是Lesse去听我的课，等了十分钟也没等到我，然后就暴走了）老板听我解释完，缓了缓口气说，你赶紧去写email道歉，解释清楚，然后找系主任，Lesse，director of studies，系里小秘…挨个道歉！邮箱里躺着Lesse的一封信，很短，只是说因为你无故旷课，以后不用你做TA了。我已经和系里说了，停掉你的stipend。我被吓傻了，和老板商量着可怎么办，老板说，我也没啥办法，你在系里挨个问，看还有谁能收你做TA。
于是整个一天都在找人，求人，磕头中过去了。没有设么结果，都说，这个事Lesse说了算。到了晚上，对着空空的lab感到十分孤独无助，也不敢给家里打电话。给我的一个女生朋友狄川（就叫她这个名字吧，她有个听着像男生的名字）打了电话，她听我声音不对，让我赶快去她家。她看我眼神发呆，也没吃过饭，给我做了西红柿鸡蛋炒饭，在一个盘子里装着。端到我面前的时候，我一下子哭了，哭的稀里哗啦。她又递给我一条毛巾。后来她说，你鼻涕眼泪地搞了一毛巾。。。那天晚上，她安慰了我许多。后来她说送我走，我说我不回家，我要争气，努力，我还要回去做试验！她把我送到实验室，那天晚上我还真做了几个实验。。。
后来这个事情在我老板出面努力调和的情况下平息了。我战战兢兢的做完了一个学期的TA。从其再没和Lesse说过话，恨不得走路都绕着他。
几年后，Lesse的一个collaborator S得了炸药奖。S的seminar十分火爆，因为太多人挤不进去，一场seminar做了两场。大家都说，那几篇paper上也有Lesse的名字，他却很少有人问津。我看到Lesse在走廊里，有些驼背，一个人慢慢地走来走去。又几年后，我快要毕业了。系里做renovation。我走过Lesse的办公室，看到几个带着工具带，穿着硬头鞋的工人在拿着大锤砸掉他腾空了的办公室。我追了狄川很久。我们忽好忽坏地折腾了一段时间。两个人都很疲惫。最近几年也很少联系她了。她后来去了一个很冷的城市。听说她还单着，但是过得还好。
Steve Mason教授是个喜欢做好人的人。印象比较深的是，有一次开组会，应该是什么ethics training，大家说起了Sames和Sezen的事情（他们两就用真名了，也算是公众人物了）。他说： Sames人很聪明，早年还为我说了几句话呢（他是指grants，proposals之类的事情）。他出了事以后，我看到报纸报道，就赶紧给他发了email，说听说你那里出了不少事情，good luck。Steve然后反问我们，你们觉得我做得对吗？说罢环视左右，大家都没出声。
我自认在科研上天赋不高。Qualify过得有点丢脸。试来拭去的折腾了到了二年级末，也没找到高ee。只能如实地把做过的事说一遍。Committee劈头盖脸地说，应该formulate hypothesis，应该hypothesis driven，screening没意义等等等等等等。我只有一个劲儿地恩啊答应着，差点没憋出内伤来。Qualify还是让我过了。实事求是地说，Steve是个很善于与人打交道的人，可能看着我有情绪，等人散了马上和我说，“I’m glad that you’ve come here and joint my group”，我们一起努力，我们一定能攻克这个问题等等。只是一鼓作气，三鼓而竭，以后类似的话也就渐渐没了效果。
过了qualify不久，有一天Steve突然跑进来，让我做Baeyer Villiger。一般来说，老板这样是看到了什么，或者开会碰到了谁，说了什么。果然，这次是看到了丁奎岭的一片paper。于是我就开始做这个BV。七绕八绕，这个project需要用一个含氟的东东，我就开始合成这个含氟的分子。结果越做越长，几乎是顶着老板压力做的。因为实在不愿意乱七八糟瞎试了，虽然这个东西就算做出来了也可能没什么用，但是做起来心里感觉稍稍好点。后来他终于不反对我做这个了，开始了乱指点。他自己也自嘲说，他是个cheerleader，但是他的ideas很少是对的。断断续续地做了快两年，有一天他突然找我说，Cyberholic你把这个写出来发吧。原来天上掉下来个新期刊，要发个thematicissue，找老板约稿，老板就想起了我。我不是很情愿发，但是也没说什么。和朋友们吃饭，朋友们都说我太包子了，难道不应该争取发能发的最好的刊物吗？后来拖来拖去，这个其实没做完的project变成了我唯一的一片joc，找工作都找了好几个月了以后才出来。
有一个project也是老板塞给我的。他的proposal需要preliminary results，于是天天让我作，做出来一些数据，grant后来下来了以后也就不怎么关心了。因为这个东西实在简陋，没法做大，我后来只能在数据处理上下功夫，extract出一些thermodynamicinformation，一半也是做着玩，算是在电脑上偷懒，不想做benchwork。后来在我费劲了全力终于拿到个offer，还有大概几周答辩，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老板突然让我把这个尘封了很久的东西写出paper来，因为tetrahedron找他要稿子。。。
还有个东西应该和老板关系不大。是我在实验室的旧电脑上装linux，跑gaussian的东西。应该也算是我逃避benchwork自己玩的东西。做了一些其实很简单的计算，结论是一片（其实没人care的）j antibiotics 的paper的结论是有错误的。后来当我找工作没paper，急得上窜下跳撕心挠肺的时候，把它写了出来，拿给老板看，想让他帮帮忙，发出去，什么刊物都可以。Steve说，我认识那篇j antibiotics的作者，他们也不容易。。。要不你自己发，不写我名？Steve问我，我觉得他的语气有些反讽。后来好说歹说，他同意拿回去看看，然后“周一”讨论。后来，我想他把这个事情选择性的遗忘了吧。最后我把这部分写到thesis里面，系里还有些人看到表示感兴趣，问我什么时候变成paper，我只能傻笑。
为了测试他的ideas而塞给我的projects还有很多，以至于最后老板看我thesis时说，Cyberholic，你应该写的cheerful一些，不是这样一个又一个failures的流水账。比方说，你这个东西ee就还可以嘛，我以前都没注意到，你愿意其实咱们可以变成个小paper嘛。我又只能面瘫似的傻笑，一副胡哥的表情，心里想，我为了没paper四处求爷爷告奶奶，生路都被堵得死死的时候，你怎么不说呢？
五年级时，有一次冬天组里聚餐。Mason教授显然很开心，侃侃而谈。和一些打算变成剥削阶级的postdoc们传、帮、带，讨论一个组多少人最好。Steve说，这个嘛，三四个人显然太少，因为只有三四个人的话，人人的project都得work，你才能继续往下混。但是如果你有至少六七个人的时候，就可以有人的project不work，你也一样可以续funding。我当时坐得比较近，听到这话的时候，觉得像炸雷一样，心里翻江倒海。。。"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
现在想，三年级下半年的时候大概混得最惨，科研了无进展。前途渺茫，每次想和老板商量，都得紧盯着他办公室门开还是锁，灯开还是灭，抓住他有五分钟的时候。他每次都想用微笑感染我，然后说，你可以试这个、这个、和这个。我一听到“试”就浑身想打摆子。前几天去CVS发现维生素的那个section里居然有histidine, lysine什么的卖。我仿佛又有站在实验室那个装amino acids快装不下了的冰箱前的感觉，十分想逃跑。
再入夏就四年级了，身边的兄弟们一个个突飞猛进，各显神通，把我羞得想藏起来。朋友们也都两两成双，各有良眷了。有朋友介绍我个新生。我小心翼翼地哄着一个月，她还是毅然决然地决定不和我来往了。原因之一是，她说，为什么我问你以后有什么打算，你都说不出个所以然呢呢？（她是学生物的，后来就再没联系了，不知现在怎样了。）
当时新搬了家，有一次在家居然傻乎乎地自己哭了。百年不遇地停了电，整个block都停了，路灯也没有光。屋里外面外面都黑洞洞的。外面下着小雨。有一个不知是防盗还是火警的东西，以几赫兹的频率尖叫。电话里房东说，既然整个block都停了，他能有什么办法呢？然后就挂了电话。我捂着耳朵，感到哪里都没有人。看着手机那点亮光，无力与无助，孤独和恐惧，控制不住很不争气地抽泣起来。。。
被生活连续地啪啪打脸，当时真感觉是穷途末路了。事情做得不好，也没脸和老板请假，也不好意思假期回国。不过好在我有几个好兄弟，每到郁闷的不行的时候还可以带瓶酒去找兄弟说话。所以歪歪斜斜地居然坚持到了终点。现在想，要是没有这些朋友的话，我可能也就抑郁地quit了。
说实话，直到五年级开始，我还幻想着能在化学行当里吃口饭。我不想做postdoc，由于我的经历，一方面对academic research有些稍微偏颇的成见，一方面也十分不想献身到这个不公正的制度中去。其实连paper都没有，想找又怎么找呢？
系里有校园面试，有些知名的药厂来interview。我就和recruiters努力地卖自己。人模狗样地打领带，做简历，准备presentation。结果发现谁也没招，也没听说任何人有second interview。有的recruiters是校友，比较诚实地看门见山说，我们其实没有opening。。。我恍然大悟地发现，其实这些只不过是个PR effort。
于是又被打击得不行，因为当时真的看不到一点出路了。觉得真的是太不公平了，多年的努力一点回报都没有。从小到大，别人中学时在干什么，我在干什么；别人大学时在干什么，我在干什么等等。当时天天到处喊，如果有人揭竿而起闹革命，我第一个参加，家里父母也很担心。爸爸安慰我说他大学分配时也不理想，等等。我说，你考大学，是带着改换门庭的理想。我到美国，是带着对科学最崇高的热爱和追求，结果现在发现就是个屁，完全是别人做了个局，我钻了进去。我觉得我要报复命运，也当把坏孩子。方法就是买了游戏机（PS3）和大电视。然后天天去实验室也不怎么做试验，到了六点就走，然后回家玩游戏机到半夜。
反正当时心里应该比较不健康了。神啊，佛啊，上帝啊什么的整天乱想。因为要面子，朋友们聚会时，还得假装比较正常，举重若轻。说起来可笑，对我心里压力有影响的居然开有一辆破车。我的破车当时是冬天没暖气，夏天没冷气，且开不开窗户。开车的时候还得时刻看着不要过热。又因为emission test 过不了，限期整改又舍不得花钱。于是registration续不上，在路上跑整天怕被警察拦下来。回到家里住的也十分局促。可能读书读得脑子锈掉了吧，从前总想着什么“君子耻于言利”，“君子固穷”，“安贫乐道”什么的。现在发现心里科研的理想倒掉了，物质的生活也是如此的undignified。觉得完完全全白努力了，对不起自己啊。Steve也发现我情绪很不对，但是他对一切的办法都是：要不然我给你介绍个postdoc吧？你这么想要paper，想不想做materials？他们发paper很快的哦！我听到materials，心里一哆嗦，赶紧婉拒了。
就这样用玩游戏机压制自己的情绪，挨到了我28岁生日。当时心里昏暗极了：beingnobody, having nobody; being nothing, having nothing. 完全要活到土里去了。生日那天，我找了几个朋友吃饭，平静地说，我要改行了，不想干化学了。看得出他们当时不是特别理解，学cs/ee的人应该很难理解我们的苦。不过兄弟们还是和我碰杯，说，cyberholic，我们支持你。有云：科研穷三辈，读博毁一生。为科学献身这句话原来是没有修辞的。简单地说，我算是顺着科研的门缝往里看了一眼，就被吓了出来。
决定不干科研以后，我对道路的选择其实并不明朗。基本上是在网上搜，我觉得大概能干的活都投简历试试，所以五花八门什么都有：Craigslist上找人维护电脑的，翻译公司，consulting，analytical chemist，IP，中资公司，community college教书，国内的CRO，regulatory affairs等等。还想过试试做UN的翻译，找computationalchemistry postdoc然后再转IT，考Redhat certificates，甚至还想过彻底回炉重炼，重考GRE，学个什么统计会计之类的。
再有就是没脸没皮地满世界找人。说我是您师妹的丈夫的朋友，校友的儿子，同学的亲戚，前师姐的师弟等等。不过找的关系再曲折离奇，我也没求过Steve，对他张不开口。Steve觉得我既然放弃学术了，也就任我自生自灭了。当然绝大部分简历都石沉大海。有回信也基本是拒信。CRO说我们要有经验能领导一个团队的。Analytical chemist positions说你overqualify了，我们不想要PhD。Consulting说你没有business background。翻译公司说您译的samples我们看了，不错。但您学历太高，我们不敢用，谢了。偶尔有面试冲到了最后一关，都是见光死，被灭了。
这中间又是在希望与失望之间来回震荡，心里累的要死。列一个单子，投了一个就划掉，都划没了就在再一张单子再开始。其实和screen peptides还真有点像。有时候想，算了，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功德五读书，人挣也挣不过命，找个破烂postdoc认了吧。挣扎不过就闭眼享受吧。但是千老的处境实在是太骇人，我不断告诫自己，千万不要妥协啊。现在看，当时对postdoc的态度有些偏激，但当时确实惧postdoc似虎狼一般。也是为了给自己心理上绝了这条路，就四处放出话去，找的找工作就干，找不着就回国，不当postdoc！
家里面也劝我，要不然回来吧，在家乡找个师范学校教教书好了。这又触动了我一条神经。我又爆炸了，说，在这里为了吃饭没办法，要真回国我打死也不想和学校再沾边了！我就是回去炸油条，卖袜子也不想去学校了。我父母显然不明白我是怎么了，在那辈人的观念里，学校，教学，科研之类的词汇都是很神圣的，“讲师”，“研究员”一类的就是神一样的存在。当时心理被折磨的十分扭曲，偏执一样地avoid任何和学校有关的东西。我歇斯底里地喊，我再不折腾就彻底没机会了！隔着视频，我指着屋里说，这些破东西没有一件值钱的，现在我光棍一条，没有任何事可以拖累我。我可以可着劲儿地折腾，只要还有一张飞机票钱我就死不了！不折腾折腾我怕以后后悔啊！我想，我父亲应该听懂我了。他说，注意身体。。。
评论
dxy_2m8px5b7
同是海外化学博士，去年毕业的。有点迷茫~不知楼主现在在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