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来，非洲猪瘟(ASF)一直在欧亚大陆蔓延，目前正在向西向东扩展其领土。该病影响家猪和野猪:动物通常在感染后3至10天内死亡，病死率可接近100%。疾病的影响是巨大的，涉及到家猪和野猪的福利，以及对个体养猪户、养猪业、狩猎部门、地区、国家和共同贸易区的负面经济后果。发表在《猪卫生与管理》上的一篇综述介绍了基于欧洲和亚洲当前流行病学的对非洲猪瘟流行病学认识的最新进展。

非洲猪瘟(ASF)流行病学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它包括几种不同的野生和家养的suid物种，以及一种软蜱，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环境、猪产品或人类的持久性和长距离传播。最近对野猪及其栖息地在ASF传播中的作用进行了描述，并在上图的流行病学周期4中进行了说明。

在野猪栖息地流行病学循环中，传染性、坚韧性和病死率这三种流行病学特征的特性使ASF病毒在持久性和传播方面都具有很高的效率。高韧性确保病毒在环境中长期存在，高病死率使病毒以许多尸体的形式大量存在，而相对较低的传染性防止了宿主种群的完全衰竭。这三个参数的相互作用最大限度地提高了局部持久性，并限制了病毒在受影响人群中的快速地理传播。通过这些特性，欧洲目前的ASF流行在局部得以维持，野猪种群及其栖息地内的ASF数量虽低，但却稳定存在，这使得根除ASF成为一项挑战。

与此同时，人类作为疾病传播的主要推动者，负责将病毒引入国内养猪场和长距离传播的跳跃。通过运输污染肉类和丢弃肉类产品使他们最终成为浪费或厨房剩菜在猪马厩或自然居住着野猪,人类已经设法将疾病传播到从介绍西方在格鲁吉亚,比利时,北极圈在北方,和中国东部。

来自其他环境(东非小农养猪户)的研究表明，即使所有利益攸关方都知道这种疾病，而且这些人对ASF了解很多，这种疾病的传播仍在继续。事实证明，除了知识之外，还有其他因素引导着将影响疾病动态的决策(如在何处交易或屠宰什么以及如何执行生物安全协议)。

我们相信，这些人类共同推理和行为的实践证明是高度概括的，而且对目前欧洲和亚洲的流行也是有效的。农民的日常生活状况使他们无法采取他们所知道的预防措施，甚至可能迫使农民采取促进疾病传播的行动，例如在限制地区非法屠宰和买卖生猪。

对于现代农业现实中的许多其他问题，疾病控制的决策过程是复杂的。它不仅包括经济方面，还包括文化认同、传统、同伴压力、与当局关系的质量和动物福利。

当疫情得到确认时，各国政府将采取控制措施，如消灭患病和接触动物、检疫、贸易和行动限制。如果没有足够的补偿，没有对文化和社区实践给予足够的考虑，这样的行动实际上可能会产生反作用。在隔离措施实施后，贸易不一定会停止，而是会转移到不受控制的市场，或更远的销售点，增加而不是预防疾病传播。

ASF最早是在1921年被描述的。从那时起，近一个世纪的研究集中在病毒学、病理学和流行病学上。除了野猪(最近)的参与，asf流行病学现在是众所周知的。尽管如此，控制还没有实现。很明显，仅有兽医知识不足以实现疾病控制，了解当地的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方面也同样重要。社会科学研究和对当地实践的深入生物实验研究对理解疾病生态学越来越重要。

实现对ASF的控制的主要挑战现在不一定是技术上的，而是与受影响地区的养猪户、商人、猪肉消费者、土地所有者、猎人和其他森林使用者的具体需要和情况有关。需要完全适应本地上下文并被最终用户高度接受的控制选项。因此，在规划预防、控制或根除措施时，将社会科学纳入其中变得至关重要。只考虑这种疾病的生物学特性:传染性、坚韧性和病死率，而忽视人的因素，将无法控制这种流行病。